面对当今严重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政府出台了很多力度很大的刺激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措施，最为典型的是4 万亿的资本预算，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基本稳定增长。可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与基本稳定的中国经济相对照，许多民营中小企业经营艰难，有的倒闭，有的退出了原来的经营行业，有的被国企托管或兼并。这引起了一个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讨论，即政府宏观经济政策、尤其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问题的讨论。

  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认为：短期内决定国民收入的因素是社会总需求水平。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系中，社会总需求由三部分所组成：居民消费、企业投资和政府的支出。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和公众预期的调整，消费和投资有不断下降的趋势，总需求与社会生产能力之间出现紧缩缺口，国民经济增长受到抑止，经济萧条不可避免。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能采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填补总需求缺口，刺激经济稳步的增长。但是在货币供给量保持稳定的情形下，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会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挤出私人投资，政府扩大需求刺激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效应下降。这就是挤出效应的一般理论模型。理论和实践都证明扩张性财政政策短期内是有效的，但同时又不得不接受挤出效应的约束。

  我们知道，挤出效应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一个伴生效应，好比是治病救人的过程中病人所必须忍受的由于吃药、注射所带来的疾病本身以外的痛苦。人们总是希望治病本身的痛苦越小越好，对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人们也总期望挤出效应也是越小越好。

  挤出效应也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考察。从总需求的角度看，政府扩大投资需求，一定会引起利率上升，反而使私人投资下降，这就减弱了政府支出的扩张效应。从总供给的角度看，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挤出效应。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为应对社会总需求的不足，短期内大幅度增加政府开支。如果产出效率很低，必会引起社会物价总水平上升，在名义货币供给不变的情形下，实际货币供给减少，真实利率水平上升，个人投资需求减少，积极的财政效应减弱。但如果社会产出率高，供给型的挤出效应可能不存在。

  如果我们扩大对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认识，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在某些方面的确挤压了民间经济的生存空间，也就是在国民经济的活动中，国有经济的比重增加,与此同时民营经济的比重下降，这可以看作是挤出效应的一种转型，或者认为是存在事实上的挤出效应。这种形势下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做出调整，以促进经济的增长。

  可以克服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的政策措施应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混合使用。结合我国目前的具体经济运作状况，为了使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效应最大化，何种政策组合才能弱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呢？

  一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方向的一致性。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要求扩大政府支出，同时要求政府减税，并且努力增加居民的收入。紧缩性的财政政策要求减少政府支出，同时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个基本的政策组合不能颠倒。同时要增强居民对个人收入增长的预期。在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时期，要增强居民的收入预期。保证政府在扩大支出的同时，增加居民的消费需求。

  二是政府应大力鼓励民间投资。应通过经济的持续增长，通过逐步扩大国民经济总量来增加政府收入，而不是单纯通过提高税率和扩大税种来增加政府的收入。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采取最有利的政策措施，同时也是我国目前刺激需求的最有效的措施，就是大力鼓励民间投资，扩大民间投资的规模和范围。这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发展以及通过产权改革使民间投资渗透到国有企业中去，增加民间投资量在国有经济中的比重，使国有投资效率得以提高。

  以上所讲的是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理论模型，利用这种模型如何辨析目前关于政府4万亿的投资与实际上产生的挤出效应呢？

  最近全国工商联出版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8～2009)》蓝皮书。书中指出，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民营经济带来的副作用慢慢的开始显现，随着行业垄断的逐步强化，4万亿投资正在对民营经济产生挤出效应。

  挤出效应的表现在：一是政府的大规模资本预算，没有带动民间的大规模投资的出现；金融市场的不平等待遇，制约了民间投资的规模，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没有缓解。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加剧，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纷纷对濒临破产的企业伸出援手。对此国内有的人觉得这是西方实行企业国有化的表现，并在国内出现了要逐步强化行业垄断的声音。为此，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少不是基于市场选择而是基于行政干预的“地方国企央企化”、“非公有制企业国有化”现象。这一现象构成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挤压。

  二是民营经济税负过重，没有享受到减税的普惠。相比于信贷难，税负重是非公有制企业的又一痛处。全国工商联企业家执委问卷调查显示，85% 的企业认为，当前税负偏重。蓝皮书中收录的《中国民营经济税收报告》指出，2008年，中国民营经济贡献税收收入7862亿元，同比增长25.7% 。占全国税收收入的13.6%，比2007年提高0.9个百分点。

  当然也有人反对这个观点，他们都以为：4万亿资本预算，虽说大部分投向了政府和国有企业大项目，投向了基础设施，如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项目，但是这些领域本来也是民间资本少有涉足和民营经济不具备竞争优势的领域。

  无论从实践还是理论上看，怎么样提高民间投资的积极性，扩大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应当是下一轮经济刺激计划的重点，也是中国经济良性增长所面临的主要课题。扩大民间投资也是弱化政府财政政策挤出效应的唯一选择。同时对政府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稳步的增长计划也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各国政府被迫举起政府干预经济的大旗，这只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临时措施，不应看作是什么市场经济的失效或失灵。经济稳步的增长的制度保证是市场经济制度，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点不能动摇。

  我国30年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表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加主要得益于采取了“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模式，这也是东亚经济体腾飞所共同遵循的成功模式。现在有人在和西方国家的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路径比较中，往往强调了“政府主导”的成功之处，而有意或无意地贬斥市场经济。其实通观30年，政府放松管制，放手发展民间经济力量，才是我们取得经济发展成就的基础，才是我们最应汲取的经验。而政府干预、搞宏观调控，绝不应被奉为发展市场经济的圭臬。同时西方国家二战以后大规模的过度政府干预，大规模的国有化运动、与能源危机因素叠加，导致世界主要经济体陷入了滞胀困局，正是全球的市场化才使得世界经济摆脱了滞胀的泥潭。这个经验教训必须时时牢记。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曾撰文指出，“在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力量只是让经济止跌，而经济的真正复苏，一定要靠市场的力量，靠社会投资，形成新的增长点。”

  从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点上考虑问题，努力扩大民间力量，增加民间投资的规模，提高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提升整体社会投资的效益才是中国经济走出经济危机、保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动力所在，才能够有效地降低政府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